来源：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

6月10日，朱清时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演讲现场。

　　作者按

　　科学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认识体系。在如今的思想市场上，各种思想流派相互竞争，作为科学传播者，我们只能通过努力为科学争取思想市场的份额。朱清时先生作为科学家（物理化学家），且头顶中国科学院院士头衔，曾经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南方科技大学创始校长，是科学界颇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近年来却一直致力于宣扬他的“量子意识”等伪科学理论。就在6月10日，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宣称自己用身体观察到了真气和气脉；而根据公开信息，6月11日，他又在上海出席“木鱼论坛”并作主题演讲《如何用科学语言讲佛法》。

　　“大科学家宣扬伪科学”，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实属奇怪的现象。我们认为朱先生作为科学家这样做是错误的，但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又属于朱先生个人的自由，未必违法违规（不知道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否有相关规定），所以我们努力发声，希望抵消这种行为对科学声誉的影响，对公众认识科学可能发生的糟糕影响。这样的事情频频出现也一再提醒我们，科学在中国的基础是何等之薄弱，认真而深入地理解和梳理科学与玄学的关系，不让科学蒙羞，不再让公众上当受骗，是当前科学传播领域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同时，人们应该更加清醒，理性地看待某些打着科学家旗号、顶着院士专家头衔的力挺“伪科学”的行为，不要迷信，因为科学精神的精髓在于追问而不是盲从。

　　撰文 | 孙正凡（天体物理学博士、科学松鼠会创始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责编 | 鞠    强（《知识分子》特约编辑）

　　把“证伪”体系获得的成果，用于论证古代“崇拜体系”的正确性，如此偷换概念产生的只是“思想巫术”，有悖于科学精神。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关于“量子意识”“量子佛学”的文章，关于“当科学家辛辛苦苦爬上山顶时，才发现佛学大师早就在山顶上等着了”的说法，得到大量转发，成为一时流行的表达。每当讨论科学问题的时候，有不少朋友会提到朱院士的这些表述。其实这些说法是“科冠佛戴”，把科学看作了如同古代崇拜一样的巫术了。

　　朱清时院士在前述文章中讨论几个概念：量子力学，意识，佛学（佛教），灵魂，物质与客观存在。如果我们看一下它们的来源和含义，弄清楚其中涉及对象的涵义，就可以发现朱院士的表述有什么问题。

　　科学规律不可以到处滥用

　　量子力学是二十世纪以来最热门也最神秘的理论，100多年来最聪明的科学家们都把脑筋花到这里，从而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微观物质世界。在量子尺度上物质的运动规律，和我们宏观世界也就是牛顿物理学或相对论描述的运动规律是相当不同的。我们对于微观世界缺少直接体验，因此量子力学让我们难以理解而觉得十分神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量子物理学属于科学的范畴，而科学规律有它成立的条件和适用范围。一旦脱离了某些条件，或者超出了范围，科学规律可能就不再适用了。

　　意识，即我们大脑的神经活动（古代曾经认为是“心”的活动——心理）。现代神经生物学显然也是以物质为基础进行研究，涉及分子、细胞、神经组织、大型神经系统等多个层面。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这些研究中目前尚未涉及量子力学。从基础来说，神经、大脑也是由原子分子这些微观粒子组成的，量子力学规律必然起到基础约束作用（广泛一点儿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物理、化学发展起来之后，生物学才从博物学进入了现代科学阶段）。但二十世纪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让我们认识到，随着复杂结构的出现，我们不能把简单系统的规律直接应用到复杂程度较高的系统中，更无法用基础规律取代复杂系统的规律。这就好比不能用砖头石块直接堆积成为高楼大厦。每一个复杂层次，都有其特殊的规律需要研究。

　　实际上在1930年代，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就在他的名著《生命是什么》里，提醒我们要注意在生物结构中“不必有大量的原子就可产生出几乎是无限的可能的排列”，这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联接，也是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因为复杂程度的差异，注定了研究基础规律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朱院士是量子化学家）可以为生物学家提供参考意见，但无法直接出手判决生物学里的未解问题。

　　所以，朱清时院士把属于微观粒子层级的量子力学规律，直接应用到大脑意识这样极其复杂的系统中，甚至断言“意识改变客观世界就是通过波函数坍缩”，这就好比建筑设计师直接跳过图纸而以建筑工程师的角色领导施工，一下子跨越了众多的复杂层级，超出科学规律的适用范围，反而变成“不科学的”了。

　　科学与宗教的思考范式无法通约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把科学、哲学和宗教混为一谈，常见的说法是“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实际上这是对科学历史不了解的错误说法。

　　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相当密切，甚至科学一度被称为“自然哲学”（科学这个词在18世纪出现众多职业科学家之后才形成）。哲学的思考方法对科学家影响很大，而科学领域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深深震撼了哲学的基本设定（远的如哥白尼革命，近的如量子力学对物质本质的讨论）。但是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恰恰是形成了一对矛盾，因为哲学的产生是建立自古希腊学者质疑宗教和古代神话的超自然解释、否定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以自然原因来解释世界万物和现象的基础之上的。

　　宗教本身是一种古代文化的集合体，其中包含了古人当时总结的三观、风俗，智慧和历史记忆。在当时认知水平上，宗教也回答了很多问题，比如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未来会怎么样。“宗教”，这个词翻译得非常好，宗教是“祖宗之遗教”，是以古老的超自然崇拜为基础，对于神灵圣贤的神圣性是不可置疑的。虽然我们看到佛教有些机锋可以有“佛头着粪”的说法，但如果否认释迦摩尼是佛（而不是普通人），那佛教信徒还是要跟你急的。古老崇拜默认先贤是不会犯错的，尤其是创始人不会犯错，一举一动都包含高明无比的深意。比如佛祖拈花微笑，具有高深的智慧，你领悟不到是你的问题。（这就没法讲道理了啊！）

　　哲学和科学的工作方式，恰恰是否定崇拜，主张质疑。科学家们不会把科学前辈看作神圣无误的，反而以发现前辈的错误为荣。学习科学也需要积累，学习前人的成果；但这种学习过程也是检验过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检验，发现并且纠正前人认识中存在的错误。发现了重大错误，就会带来科学体系的重建。

　　虽然宗教和科学（哲学）都可以说试图理解这个世界，但方法是截然不同的。面对同行或前人的想法，科学家对它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是真的吗？让我们来检验它吧！而宗教信仰者认为一切问题都已经被教主无上的智慧解决了。在学习教主智慧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哇！好牛，它一定是对的，我还不理解是我太笨了，必须放弃自己的想法才能理解古人的智慧。

　　所以宗教和科学形成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方法。宗教的教主，比如佛祖永远是最高明的，徒子徒孙只能匍匐在他的脚下，崇拜和传诵他无上的智慧；科学家们却致力寻找新的发现，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到更深刻的真相。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它显然是有特定教义的，比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解脱苦难、涅槃、渡劫、成佛。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就是相对独立的“灵魂”的概念，也就是身心（肉体—灵魂）二元论。现代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否定了这种二元论，古人心目中那种可以变成鬼、可以轮回的“灵魂”是并不存在的。现代科学不研究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看到朱院士在谈“灵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其实已经脱离了科学基础。

　　佛教把世界看作“无”，把世界的本质看成人的想象即意识（在最初的印度神话中则是梵天的梦境）。朱清时院士用量子力学佐证佛学的“意识”，认为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坍缩所需要的测量（朱院士误以为必须是有意识的观测者）否定了物质的客观性，“客观世界很有可能并不存在”。实际上朱清时院士在这里并没有提出新的观点，只是试图用量子力学去证明佛学的“意识”本原，但科学家并不这么看。

　　作为物理化学家，朱清时院士可能忽略了尼尔斯•玻尔在1920年提出的“对应原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量子力学规律，跟经典物理学（确定性）如何自洽，是第一代量子物理学家面临的大问题。玻尔提出的对应原理（correspondence principle）认为，在大量子数极限下（也就是有很多很多量子的时候），量子物理对于物理系统所给出的预测应该符合经典物理的预测。在讨论“量子与意识”的时候我们遇到结构上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大数”（大量）的问题。科学家给出的理解是，作为经典的确定性规律在“大量”的前提下依然是成立的，这跟在少数微观粒子情况下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并不矛盾。

　　朱清时院士模糊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界线，用现代科学的基础规律，去论证古人关于复杂问题的模糊猜想，这充其量是一种“量子巫术”，难言是科学的论证。

　　用科学“证明”宗教存在致命危险

　　朱清时院士，以及某些佛教学者，试图用科学理论来证明佛教的正确性，那么就说明他们认为科学理论具备更基础的正确性。可是，任何试图把宗教的正确性跟科学理论绑定在一起的做法，其实都是存在致命危险的，这危险来自于科学理论具有“自我颠覆”的特点。

　　波普尔在他的科学哲学里早就指出，“可证伪性”是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特点。科学家们的工作，不但向前推进发现新的科学规律，也不断地向后看，重新检验前辈建立的理论。当科学家们发现以前的理论，无论是由多么伟大的科学家建立，只要存在错误就必须修改，如果存在重大错误，就需要颠覆整个系统，进行重建。因此，科学体系与宗教不同，不承认“绝对正确”。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宗教、哲学体系采纳了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理论作为其基础，结果在科学进一步发展时发生了悲剧性的后果。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中世纪基督教与天文学在“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上发生的戏剧性的历史故事。

　　“地心说”认为，日月五星和恒星都围绕地球运动，地球位于宇宙中心且静止不动，今天看起来它并不“正确”，但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其实“地心说”是古希腊哲学和天文学的重要成就，在当时的观测水平和数学水平上可以解释当时看到的几乎所有天文现象。因此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地心说”的地位无可动摇。基督教《圣经》里对宇宙的观念其实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即大地是平的。当基督教学者们认识到了古希腊“地心说”的合理性（或者说先进性、正确性）之后，悄悄地抛弃了《圣经》里的“地平说”，把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建立在了既符合日常经验又符合“科学理论”的“地心说”之上。伟大的希腊哲学为伟大的上帝提供证明，这是多么和谐美好的局面啊。

　　可是当哥白尼从逻辑上推理发现“地心说”不合理，地球并不在宇宙中心；而伽利略的天文观测又为哥白尼提供了证据，天文科学的理论发生了颠覆式的系统重建。这时候罗马教廷就慌了手脚，“很久很久以来”的神圣说法，竟然是错误的。由于基督教错误地站队“地心说”并加持到其教义中去，于是基督教和科学之间开始了“战争”，罗马教廷把哥白尼、伽利略的著作列为禁书，而科学家尤其是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把教会视为敌人，看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后来的结果我们都了解，理性战胜了基督教神学，科学没有屈服于宗教。现代欧洲基督教地位与中世纪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遭遇的重大打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次科学革命的争执。本来是天文学界内部的革命，却颠覆了基督教的神圣地位，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现代科学目前看来是认识世界最得力的工具，是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科学才在现代社会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无法拒绝科学，但对于我们东方文化来说，科学毕竟是一种外来的新文化。我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可能还不够全面，比如认识到了它的“先进性”，却忽视了它的“颠覆性”。

　　在当前对于传统文化的提倡中，在“国学”的热潮中，实际上很多传统迷信也借机沉渣泛起，甚至于打着科学的名义提倡迷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对现代自然科学实在太陌生了。朱清时院士和一些佛教学者也认识到科学理论的先进性，但却把科学当作了“绝对正确”，企图把佛教跟现代科学绑定在一起，用现代科学来证明和推崇佛教的“古老智慧”，殊不知对佛教来说，这恰恰是极其危险的。

　　宗教本身是一种古代文化的集合体，它包含很多侧面，我们不能给宗教简单地贴标签，认为它是“错误”的，是“迷信”的，但在远古时代的认识中，包含了很多超自然的解释，比如对于“意识”（梵天梦境）和“灵魂”的崇拜，对于“神佛”的崇拜。这些“古代智慧”，是经不起现代科学思想的检验的。退一步说，即使当前我们接受了朱清时院士对佛教思想的“科学解释”，但万一（这是很有可能的）将来的科学理论发生了自我颠覆，那么当前的所谓“证明”，就恰恰成了否定的依据。

　　东方文化尤其是宗教，尚未经过现代理性思想的系统，仍然是“祖宗之遗教”，对世界认识的水平，仍然是远古时代的水平。比如佛教基本教义里的那些思想，比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渡劫成佛，佛教学者是否愿意接受现代科学思想对它们的检验甚至颠覆？被颠覆之后，佛教是否还是佛教？

　　信仰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之一。包括朱清时院士在内，科学家也可以信仰宗教。但科学和宗教的区分，在现代社会还是相当清楚的。科学家在科学论文里不会引用宗教思想作为论据（某些文字游戏除外），也不会把科学当作宗教信仰的基础。

　　正如现代基督教依然坚守它的基本教义（宗教的特性即是如此），比如上帝的超自然存在、圣母玛利亚处女生子、耶稣死后复活等，却已经放弃了对于物质世界的解释权，从而跟科学保持安全距离。如果科学家要检验那些超自然的教义，显然基督教会是不乐意的。只要基督教会跟科学保持距离，在社会某些层面上继续执行它安抚人们的心灵（灵魂）的传统功能（比如God bless you），科学家也不会对基督教会过分苛求。

　　科学是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社会里也消失很久了。朱清时院士这种把最前沿的量子理论跟古老的佛教思想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实际上是利用多数人（也许包括朱清时院士本人）对于科学和宗教的误解，发明了一种“量子巫术”，这对于科学和宗教都是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