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由此进入了一种被人们称之为的新常态。进入新常态对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经济发展形态的调整是否意味着政府的行为方式也要做相应的调整？答案是肯定的。新常态要求政府管理模式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新常态要求政府更重视社会保障，以抵御经济社会风险

　　中国政府一度是生产型的，推动经济的增长曾是政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之初的首要之事就是搞生产和进行积累，因为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分配。随着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增加，政府施政也开始转向了分配和提供保障，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新常态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为政府从重经济转向重保障提供了契机。如果说新常态的特征是告别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也就意味着政府告别以往自身是市场经济主角的角色。新常态要求政府转向重社会保障，是因为随着经济的下滑，一些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会浮现，甚至不排除会出现一些大的经济社会风险，这从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中可以看出来。抵御这些风险的有力武器则是一套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进入新常态，政府必须花大力气去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同时，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些保障体系是防范风险和危机的安全阀，是社会即便在发生风险和危机的情况下仍然得以平稳运行的保证。

　　新常态下，要有一套体制和机制来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

　　传统的管理模式中，权力的边界不清楚，缺乏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认识，缺乏对行使权力必须承担责任的承诺。这造成现实中政府权力的越界、傲慢和滥用。由权力推动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权力的迷信和崇拜，只要经济绩效亮丽，权力甚至可以不顾法律法规的制约;权力导致的失误、过错或损失甚至可以不追究权力行使者的责任。新常态下，要有一套体制和机制来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对责任的承诺。首先要确立政府权力的边界，要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其次是权力下放，尤其是审批权力的下放，市场主体“法不禁止即可为”，赋以市场自由权。

　　新常态要求必须改变传统的审批模式，把重心放在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上

　　中国经济通常被人批评是一种审批经济，一个项目要盖上百个章并非罕见。政府注重事先审批，而往往忽略了事中和事后的监管，这是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一大特色。这一做法不仅产生了大量的权力寻租空间，也束缚了社会的活力。新常态要求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必须改变传统的审批模式，从重审批走向重监管，把重心放在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上。事实上，审批项目的减少和取消本身就意味着政府监管职能的增强，因为在减少和取消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管理真空。国务院2014年8月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一共87项，每一项后面都附有事中事后的监管措施，并要求部门和地方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责任，对每一项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都要在实施运行中及时跟踪了解、检查落实。监管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府运作的一个弱项，由于监管不到位所产生的食品安全、生产、环境等问题时有所闻。新常态更加强调社会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因而也把政府的监管职能提高到了更高的高度。

　　进入新常态后，政府需要越来越多地扮演服务者的角色

　　政府角色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其原因在于社会发生了一个从注重生产者转向注重消费者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管理模式是民众围绕政府转，现在则变成了政府围绕民众转。在进入新常态后，政府需要越来越多地扮演服务者的角色，而不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那种带领、指挥企业冲锋陷阵的角色。在新常态中，要求政府考虑如何更好地为市场服务，比如为市场竞争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建立完善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体系，保证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向企业家提供发挥其才干的机会。从社会的角度讲，也就是如何更好地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这甚至是新常态中政府更为重要的职能。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无限性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的有限性将是中国社会未来的一个基本矛盾，也是政府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新常态下政府和企业的上下关系变成了平行关系

　　新常态意味着政府不再担任市场领导者的角色，以往政府和企业的上下关系改变成了平行的关系。作为行为主体，两者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行动。这样一种关系的改变对于建立现代市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企业在市场的主体地位是建立不起来的。同时，政府本身运作上要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就是政府将其越来越多的职能或项目通过外包的方式让社会组织或企业来承担。在新常态时期，政府和社会以及市场之间要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基本特点就是法律之下三者各行其是，市场的事情市场管，社会的事情社会管，政府的事情政府管。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