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肖菲 编辑 李金金
人物简介：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 朱冰
“博导博导，一驳就倒,尤其在前沿科学领域，更是要挑战权威。如果毕业时，你对所作课题的了解还不如自己的导师，那你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
“导师可以比你资深、比你年长、他可能犯错误的概率比你小，但他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尤其是在前沿科学领域，每一个人都是探索者，没有绝对的权威。”
在距离八达岭高速路一公里的昌平线上有北京著名的高科技园区——生命科学园，在众多生物医药领域界的中小企业包裹下，一所红砖外墙的建筑显得有些另类，它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朱冰就是其中的一名研究员。
“基础科学不好做，尤其是生物科学领域，整个过程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但我们已经拥有顶尖甚至更优的研究环境，相信未来出现顶尖的研究和顶尖的大师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嘴角的酒窝仿佛已经预示了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极其乐观的科学家。
研究表观遗传学的生物化学机理
从小，朱冰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成绩虽然很棒，高考分数全县第一，但总有很多奇怪的想法，纪律性也比较差，这样的小孩在当时的国内来看，确实显得比较“另类”，以至于他曾经的老师和同学都不敢相信，朱冰能在学术研究上“玩”出名堂。
2006年，在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朱冰回国到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始了让他“小有名气”的兴趣研究——表观遗传学的生物化学机理，研究表观遗传信息的继承性机理和表观遗传修饰酶的活性调节机制。
“这其实就是染色质科学。”朱冰解释说，我们的表皮细胞、肝脏细胞等基因都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基因组只有一份，但是会通过几百种细胞类型形态的方式体现出来，虽然人类基因组已经测出来了，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比如为什么有的基因在这个细胞里是表达的、有功能的，在另外的细胞里却没有？这种调控是怎样实现的？一个基因组又是怎样形成几百个细胞形态？朱冰的研究就是希望能解决这类问题。
从表观遗传学的角度看，几百种细胞形态实际上是通过其基因表达的差异决定的，而不同的染色质状态则是决定基因表达是否开启的关键。
“我们的DNA很长很长，完全拉开能达到2米，所以它要装在一个微米级的细胞里就必须折叠起来，就像超市里货物需要收归到仓库里一样。”朱冰形象地比喻到，收归仓库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你如何知道每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需要的时候怎么把它们找出来，现实中解决的办法是给货物贴上条形码。同样，细胞也有类似的机制，在染色质上面会有一系列不同的标记，它会告诉体内的酶系统，特定的基因在某种细胞里有“绿灯信号”应该被开启，但在别的细胞里则有“红灯信号”应该被关闭。这些红绿灯信号本身并不是DNA信息，而是附着在DNA上的额外信息。此外，这些表观基因组信息是如何建立并传递，正是朱冰实验室主要研究的方向。
朱冰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开始在世界顶级科学期刊上获得发表，他们2010年，2012年，先后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论文对整个领域对表观遗传信息的继承机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杂志两次都为他们的研究成果配发了专门的评述文章。
2012年1月24日，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向全球公布了首届国际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中国有7名青年科学家当选，其中就有朱冰，进一步认可了他在表观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导师不可能永远是对的
这样骄人的成就与朱冰的学生们也不无关系，在北生所里，“朱门弟子”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群体，因为朱老师把不循规蹈矩的理念也传递了他们，他常对学生说的话就是“博导博导，一驳就倒”。
在朱老师“门下”，你必须懂得“不尊师重教”。“导师可以比你资深、比你年长、他可能犯错误的概率比你小，但他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尤其是在前沿科学领域，每一个人都是探索者，没有绝对的权威。”朱冰说，他不希望学生是言听计从的执行者，而要做有灵魂的科学家。
在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朱冰与导师和同僚间，为科学问题而“吵架”，是再平常不过的家常便饭，“博导博导，一驳就倒，尤其在前沿科学领域，更是要挑战权威。如果毕业时，你对所做课题的了解还不如自己的导师，那你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
当然，朱冰也从不逼自己的学生，而是尊重他们的性格和选择，但是对那些愿意投身研究的学生，他一定会倾尽全力，鼓励他们的钻研。
“基础科学不好做，尤其是生物科学领域，需要做很多尝试，从事无数次试验，整个过程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比如现在，平均每一个成为美国FDA批准药物的年限大约是10年，经费投入则高达10亿美元，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有太多的失败。”设计实验虽然“好玩”，但做科研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此朱冰经常鼓励学生要努力，要坚持。
学生眼中的“大牛”导师朱冰，坚信“我的博士应该比我强”，他从不忌惮向学生“示弱”，还常与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的导师当年在实验室就是个洗瓶子的”。朱冰谦虚地说，“我不敢保证自己今后能在学科领域内有多大的成就，但我相信我的学生，一定能比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更优秀。”
中国一定会出更好的大师
谈到如今的科研环境，朱冰表示很羡慕现在的学生。1999年，朱冰在国内博士毕业，虽然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已经算是圈内的“牛所”，但“当时如果有哪位博士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英文论文，不管该期刊是否有影响力，只要是英文论文，就非常牛气了。”从朱冰的回想足见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相当落后。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冰会跟自己的学生开玩笑说，“你们现在已经有条件和能力发Science了，而我们念博士的时候只能发Science in China”。生物医药领域公认最权威的期刊当属Cell、Nature以及Science，仅朱冰所在的北生所从04年至今，就已经发表了30多篇论文。他认为这十几年时间内，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速度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一方面，无疑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跟上了，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实验，现在成了常规的事情。另一方面，在过去十几年内，中国也回来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这些人曾经在很好的实验室待过，知道什么是好的科学、什么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我们只有以这些‘最好’作为目标，才能偶尔做到最好。”朱冰对这样的变化感同身受，因为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在考虑回国发展。
“我是中国的科学家，如果国内有良好的条件去做科研，我为什么不回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谈及回国的原因，朱冰认为理所当然。
“这些年除了对雾霾有些抱怨，其他各方面都非常满意。”朱冰笑称，他甚至觉得现在不是愿不愿意回来的问题，而是回不回得来的问题，“可能高昂的房价会让一些人犹豫，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已经拥有顶尖甚至更优的研究环境，越来越多的人才相互影响投身于此，尤其是生物医药领域，相信未来出现顶尖的研究和顶尖的大师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 
